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姨父留下的这些财产…….(图)

谢道渊: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。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9年至1952年5月,先后在燕京大学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、团总支书记、党总支副书记、书记等职务。1952年5月至1966年5月在北京大学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兼统战委员、宣传部长。197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。1983年调至中国国家图书馆,任党委书记、副馆长。1988年1月离休。2014年7月13日因病抢救无效去世,享年89 岁。源自中国国家图书馆档案。
“一句话,我的姨父在我印象中就象人们看电影喜欢猜角色一样,一看就是个好人的好人,能举的例子太多了……. —海黛。”
 

谢道渊:院系调整的见证人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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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在1946年考入的燕京大学新闻系。一进学校的时候,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新闻记者,在考入燕京之前,我是对文学有兴趣,我的想法是先当一个跟实际接 触比较紧密的新闻记者先积累资料,然后进行文学创作。但是后来我却一天新闻记者也没有当过。进入到学校之后,当学生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念书,同时也参加了 一些活动,逐渐地接触到地下党的外围组织,是属于北方系统的。后来就入了党,最后我又参加了学校里的学生自治会。
1948年,东北学联为了争取一些基本的权利进行了请愿,当时傅作义的军队枪杀了请愿的一个学生,这件事情当时被称为“七五血案”。华北学联组织了互 援会支持东北学联,华北学联由四个人来负责,清华一个,北大一个,师范大学一个,还有燕京的,就是我。当时我被组织上命名为互援会宣传部的负责人。当时华 北学联和东北学联联合起来组成了请愿团,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。我们先是到了上海,住在徐家汇的交大校园里面。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先到南京去联系,后来知 道他们当时住在中央大学。我记得当时先是让东北的学生讲,控诉国民党如何屠杀学生。我们还和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保持了联系,以便能够获得一些物质上的帮助。后来在南京的同学在那里联系好了,我们这些在上海的同学也一起到了南京,也住在中央大学。在南京,我们向国民党的行政院进行了请愿。当时接待我们的是 国民党政府的秘书长,姓张。那个人劝我们:“你们不要受共产党的利用,要安心读书。”我们则对着他控诉了一番国民党的罪行。
很快,我们又撤回了上海。到了上海之后正好赶上国民党的“八•一九”大逮捕。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把我们转移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。在后来我就跟着燕京的入学新生一起回到了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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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八•一九”大逮捕之后,国民党的特务想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争夺过去,地下党就组织学生搞竞选。当时还组织了不少辩论会,当时我已经是参加组织的人 了,所以被推选为学生主席团的成员,专门负责学生自治会的工作。当时党内的联系都是单线进行的,联系我的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到了1948年年底, 眼看就要解放了,当时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来到北京,国民党已经撤走了。经常有些守旧势力冲到学校里来,学生自治会就组织了保卫校园的活动,这个活动就是我 和其他的几个同学一起组织的。后来就迎接解放,我在学校里组织了同学们迎接解放军进城。
解放前夕,解放区的学联在石家庄开会。当时石家庄已经解放了,我和清华的王火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石家庄参加会议。沿途走到良乡的时候,彭真同志正好在那里,还接见了我们俩,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都忘记了,只记得曾经有这么件事情。之后我和王火坐着那个驴子拉的车,一路到了石家庄。那时候,在我们的眼 里,石家庄就是比较大的城市了。当时石家庄的市长柯庆施接见了我们,之后我们就开始参加会议,会议的内容是准备全国的解放,但是具体的内容我都不记得了。 然后我和王火就从石家庄返回北京。回来的时候,我们是跟着薄一波同志一起回来的。薄一波同志当时任华北局的书记,当时他要到北京来,带了一个排的警卫保护 他的安全。我和王火跟保卫薄一波的战士一块儿坐着大卡车回到了北京。
大概是回来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,正好赶上迎接解放,解放军进城。然后就是北京地下党开会,在老师大院门里面,在那的会议里,北京的地下党员第一次公开了身份。当时好多领导都出席了那次会议,有林彪、聂荣臻等人。以前我和很多人虽然认识,但是并不知道彼此是地下党员,这时候见了就都明白了,“噢,原 来你也是共产党员。”
参加完了会议,我回到了学校。一边念书,一边继续作学生自治会的工作。因为燕京这个学校并不是很大,所以没有团委,只是叫团总支。到了1949年的年 底,学校里原来的团总支书记调到团市委去了,组织上就让我担任团总支书记,担任了团总支书记之后,我就脱产了,当时我还差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。不过最后学 校还是给?我文凭。从那之后,我开始负责青年团的工作。主要主持一些会议,有时候还给《中国青年》写一些东西。当时张定在团中央,有时候也找我写些东西。
谢道渊:院系调整的见证人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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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就是1950年了。在那一年,燕京原来的党总支书记林舒晋想去搞学问,好像为此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。之后林就脱离了组织,党总支书记也就换成了庞文第。庞文第做党总支书记也没有多长时间,组织上就安排我做党总支书记。该开始做的时候,市委指示我,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张东昌商量,张那时担任清华的党 委书记,住在工字厅。那时候,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快要开始了。
没有多久,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了燕京。组织上要求我也参加,我被分去进行宗教学院的思想改造工作。当时正是抗美援朝,学校里要肃清美帝国主义的文 化侵略影响。在我负责的宗教学院,组织上要求我要向人们讲清楚,可以允许有宗教信仰并且保护信仰自由,但是要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。我当时就按照这个思路 在宗教学院展开了工作。当时主要是批评了赵紫宸,不过相对于之后的运动,当时的批评是比较温和的。对于其他的人只是动员他们进行了自我批评。至于具体的过 程,跟全校其它院系大同小异,基本上开会听报告。运动开始的时候,有些过激的人找到我谈话,说从此之后不再信教了。我就跟那些人讲道理,说明并不是不让他 们信教,只要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就行了。之后不久北京就成立了一个神学院,宗教学院整个就搬到了那里。赵紫宸也到了那里,不过一直到院系调整,出于统战 关系,组织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让我去看望赵,问问他是否有什么要求。大中同志讲到的展览会的情形,我基本上没有参与,因为那时院系调整马上就要开始了,我开 始转入到了院系调整的工作中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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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到燕京的?我还真不记得了。当时很单纯,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,也没有什么想法,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。院 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,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,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,主要负责人是宋硕和彭佩云,具体的事务好像彭佩云负责 的比较多一些。我主要是负责和北大方面进行交涉。当时北大的负责人是张群玉,是北大的书记。其他的?还有王学珍、王孝亭、谢青等人,都是北大党委的。当时 我们几个人终日在一起商量,院系调整应该怎么进行。当时开会都是在沙滩进行的,张群玉给我打个电话,我就过去了,记得当时还有市委大学部的一些人。当时讨 论的一个重要内容,就是从党委来讲,三校(北大、清华、燕京)如何很好地团结,大家怎么很好地相处,从我们干部来讲就是不要有门户之见。其他的内容实在是 记不得了,但是我记得当时开会的频率还挺高,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。在燕京那时候,组织上已经对陆志韦作了安排,不再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,而是被调到中科院 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,后来他就一直呆在语言研究所。调走陆志韦,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,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,但是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。陆 志韦被调走之后,学校的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。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,担任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,但是当时还有的燕京的学者看不上他。在没有公开身份之前,因为都是单线联系,所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来往,我当时跟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。经过商量,北大保留文理,工学院分到清华, 医学院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。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,但是还?派了一个人来。至于燕京,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,取 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情。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,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那里。这些调整当然都是教育部定的。当时还有一个情况,那就是燕 京和北大的教授们怎么调整。北大是有些人离开,有些人留下。燕京则是有些人被调到北大,其实就是留在了他们生活的燕园,有些人则被分到别的地方去。当时好 像还从别的学校调了一些哲学教授来到北大。对于院系调整,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,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。
谢道渊:院系调整的见证人(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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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系调整之后,北大就从沙滩搬到了燕园,让人值得欣慰的是,北大对于燕京原来的面貌保护得算是比较好的,像就在燕园附近的民族大学,梁思成原来设计的 校园就完全被破坏了。北大的校长是马寅初马老,不久之后江隆基同志就被调来了做学校的行政工作,实际上是负责校长的工作,马老并不管实际上的事情。为了加 强党委的管理,当时还从部队调来一个叫李胡的同志,级别相当高,他跟我们接触很少,好像性格上比较孤僻。李胡做了没有多久,觉得自己不太适应学校的环境, 就走了,后来就调来了别的同志,是个非常好的人。当时的党委还不是管理一切的,是起监督保证工作的。所以江校长并没有兼任党委书记。江校长是个大好人,没 想到后来……真是呀!现在好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,但是想到过去的老同志就伤心,很多人都不得善终。
院系调整之后,学校就开始学习苏联了,什么都学习苏联,搞什么六节一贯制(大笑),现在看起来当然是很不合理了,你想想,六节课一口气上下来,人能不 饿吗?当时还请了很多苏联专家,学校里还有苏联顾问。政治课也由苏联专家来讲,我因为是党委的成员,还要去听,其实他们讲得很一般化,没有什么意思。燕京 大学原来的那套教学方式,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及了。
后记 – 陈远:
有一次和朋友们吃饭,他们知道我在做燕京人物口述的事情,就问我:“有个谢道渊,你知道吧?”正巧那段时间我在看有关谢道渊的资料,正在准备关于他的 采访,知道谢道渊在院系调整之前在燕京担任过党总支书记,之后又在北京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,从这个经历判断,谢道渊应该是院系调整过程中燕京大学消失的核 心人物。我就说我正准备去他那里。那个朋友就笑:“他有点怪。”关于谢道渊的怪,我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一些,他不喜欢谈及自己的过去,也不喜欢接受媒体的采 访。
我开始给谢道渊打电话的时候,说明了自己的想法,他跟我说:“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。”我连忙说出了介绍人的名字,也是一位燕京的老人,算是谢道渊原来 的上级,他才同意我去。到了他的家里,谢道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怪,很慈祥的一个老人。但是我们的谈话却不怎么顺利,他好像完全忘记了过去,回不到原来的 场景,这让我有点气馁,几乎以为这个采访就要失败了。我做了最后的尝试,从谢道渊接触到地下党组织开始谈起,这时候,谢道渊的话才慢慢多起来。
一点一点地,我们谈到院系调整中的燕京,谢道渊的叙述简洁,较少涉及到自己,平淡得几乎是在讲别人经历的事情,仿佛他并不是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。这让 我想起了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的一段话:“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,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,他就把自己丢开了。如果你不重复地问 他,你不会听到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……”谢道渊的情形虽然有所不同,但是可以触类旁通。
在访问的最后,我向谢道渊问及北大社教的有关情况,那是另外一场谢道渊深深卷入其中并受到冲击的运动,他显得很激动:“我不过是个驯服工具。驯服工具 嘛,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,但是到头来我却做错了。”看着老人有些伤心,我没有问下去,不过,当我整理完这篇口述,却理解了这其中许多“组织安排” “让做什么就做什么”的含义。
附后:
采访者陈远:历史百人会发起人,近代史学者。多年来关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、文化生态变迁、知识分子研究等题目,近年来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。著有《燕京大学1919-1952》《消逝的燕京》等。
同大多数人一样,陈远对燕京大学的最初认识,来源于毛泽东的那篇雄文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。直到十多年前,一次偶然的机会,还在石家庄一所工科院校念书的他, 在旧书店里翻到一篇写司徒雷登的文章,口径却与毛文章中的司徒形象截然相反。一个说“是”,一个说“非”,司徒雷登究竟何许人也?早已过了“尽信书”年纪 … 继续阅读姨父留下的这些财产…….(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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